西方国家的百年工业化史，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但在全球资源消耗“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具备照搬这种模式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而只能发展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特征的“绿色化”经济。

　　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资源战略，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原则就是从资源或物质循环利用角度提出的。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出发，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而是资源尽可能得到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以达到提高资源产出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

　　在循环经济界有一句话被许多学者当做至理名言——废物是错置的资源，对此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周宏春指出，许多物质确实是可以循环利用，但也有许多则不然。

　　日前小编就相关问题对周宏春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再生资源是固废的劳动产出

　　经济发展，其实质就是利用自然界的资源来生产人类所需产品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业生产的过程，由此而产生一定数量的废物在所难免——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再生资源的来源。

　　周宏春认为，可以工业化循环利用的物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物质循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合理。如各种废金属、塑料、纸张、玻璃、催化剂、水等；第二类的物质循环，在技术上可行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划算。如个别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等；第三类的物质循环，则几乎无法实现——如油漆、杀虫剂、炸药、燃料、洗涤剂等化工产品。

　　就此他指出，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应尽可能循环利用上述三类物质，但需采取差别化对策：“第一类物质应得到最大化的循环利用；第二类物质要研究其循环技术的实用性和经济性，尽可能使企业有利可图；第三类物质要研究代用品或替代方法，如用生物法替代杀虫剂等。” 

　　“所有可以被循环利用的物质都可以被称为再生资源。”周宏春说：“废品投入了劳动就成了再生资源，但因原有价值和投入劳动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有些能被再利用，有些则被埋在了垃圾场。”

　　以再生资源中占据极大比例的工业固体废物为例，随着世界工业的高速发展，全球工业废物日益增加，并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一般而言越是处于产业链底端的废物产生量就会越多，而这些工业废物既是污染物、同时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工业固废的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大多也普遍富含诸如铜、铅、锌、铬、镉、砷、汞等金属元素；而含有化学物质的工业固废还另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感染性，这些都可能会渗入土壤或流入河流，污染环境并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工业固废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后进入循环利用体系，不仅可以节约土地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资源产出率，同时也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途径，能够有效改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同时也是保护人类健康的现实选择。

　　对于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周宏春表示，经过多年发展，以资源综合利用为特征的再生资源产业规模已然急遽扩大、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但资源效率总体不高，而且还形成了粗放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惯性；技术水平虽在逐步提高，但却参差不齐。”

　　他指出，由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认识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资源利用水平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既有“资源陷阱”的原因，如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比东部资源稀缺地区为差；也有初级产品的资源需求原因，如中国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底端，以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主。

　　周宏春强调，再生资源利用的原则应当是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友好：“从可再生资源中提取有用的元素或产品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否则是不可想象的——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经济性很重要，如果企业不能营利就不会主动利用可再生资源；而环境友好或环境负面影响小，则是资源再生的约束条件。”

　　“利益驱动是企业利用可再生资源的持久驱动力。如果资源循环利用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就需要政府制定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来激励企业开展废物综合利用，毕竟企业不会做亏本的事。”

　　他说：“如中国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就是从筑路、复垦、回填等大宗利用开始的；而早在1985年原国家经委便出台了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政策，1996年国务院又出台36号文件对资源综合利用以税收优惠或减免。”

　　此外周宏春建议，再生资源利用要不断拓宽途径，如工业固废的利用可与国家重大工程相结合、与海绵城市建设相结合：“象电厂的脱硫石膏，不仅可以用于生产建筑材料石膏板、水泥辅料等，还可以减少废物的堆存。”

　　他说：“工信部启动了11个城市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应将工业废物综合利用放在重要位置，促进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的有机衔接。”

　　再生资源之“互联网+”下的业态

　　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互联网＋”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的出台，为“互联网+再生资源”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废品回收作为再生资源产业源头，也在“互联网+”行动下催生出新业态。

　　就此周宏春指出，“互联网+”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向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的延伸与融合，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模式、技术工具及互动平台。

　　他认为，“互联网+再生资源”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环保企业的业务延伸，再生资源企业与互联网回收企业战略联盟的建立，传统电商的业务拓展，以及智能回收机向互联网回收的延伸——以北京盈创回收为代表。

　　周宏春表示，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互联网与再生资源产业的结合没有任何既有经验可循，因此同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废旧物资在线交易发展极为迅速，如国内首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回收APP“再生活”目前已覆盖北京市近300个社区，日均上门回收废品近10吨，有效提高了用户参与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废弃物回收都困扰于效率低、公众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在《指导意见》中也已明确，“互联网+再生资源”的实施与发展，首要任务是完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对此周宏春提出了五点建议：

　　探索“互联网+废品回收”发展路径及模式。鉴于互联网回收发展时间短，需评估已有实践、总结成功做法、剖析实际问题、区分政府和市场作用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创新；特别是要重视企业营利模式创新以免政策扶持后行业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一定要克服急于求成与浮躁心态。

　　实现线上回收、线下物流融合。鼓励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信息管理公共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搭建科学高效的逆向物流体系，推动相关企业自动化、精细化分拣技术装备升级。

　　要支持电子废物流向跟踪及城市废物回收平台搭建，鼓励企业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提升可回收资源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能力，提高回收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支持智能回收、自动回收机等新型回收方式的发展。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线交易，推动现有骨干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型升级，支持拓展在线定价、O2O、微店等线上、线下结合的经营模式，开展在线竞价；发布价格交易指数，提高废品回收和稳定供给能力，增强主要再生资源品种定价权。

　　要借助互联网平台与回收体系的融合，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园区废弃物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完善线上信用评价和供应链融资体系，支撑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改变传统回收企业小、散、差的状况。

　　加强能力建设。回收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培训或者指导回收者的素质，提高其技能，使互联网回收创造更大的价值；重点提升废品回收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能力。

　　当前“互联网+”在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层次仍仅限于交易环节，向回收过程和再利用环节渗透依然不够，如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和回收再利用主要还是通过人工拆解或物理、化学方法回收。

　　未来，通过物联网技术在回收零件或产品的可追溯、提升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的分离效率、甚至应用于废弃物回收的全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完善政策措施。完善废品回收利用政策，梳理现有优惠政策，给予互联网废品回收平台免税等普惠政策，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形成原生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合理比价关系，提高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电子垃圾回收利用及低价废品的回收水平，为循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周宏春就此强调，“互联网+废品回收”催生新业态，而便民化、低成本是互联网回收平台持续运营的关键：“只有积极探索、给予必要扶持并创新商业模式，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要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他说：“利用商品运输的逆向物流平台进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废旧物资回收处理的成本，推动资源再生利用产业乃至循环经济的发展，国内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实践。”

　　他指出，短期行为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互联网回收商需兼顾长短利益及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逐步构筑起行业诚信体系。

　　另一方面，“互联网+再生资源”的发展也面临不少实际问题，周宏春认为主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废品估价争议；回收方式嬗变；营利模式尚未形成；对信息安全有忧虑。

　　“首先是废品买卖主体错位——互联网用户主要是年轻人，而卖废品的主要是老年人；其次需要一个公众接受过程；第三线上发展飞速、线下配套滞后，如仓储跟不上。”

　　周宏春表示，传统社会回收体系对居民便利、且成本低廉；与其相比，利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搭建的回收平台，在现阶段还不具备与之抢夺市场的竞争力。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废品回收前景广阔，但需要探索有效地商业模式。”

　　事实上，现有互联网回收企业大多仅是线上运营、而无线下布局，向回收再利用环节渗透不够，其在线服务也仅限于报价行情、供求信息等服务并籍此收取信息费获利，对于居民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废旧物资交易的吸引力严重不足。

　　就此周宏春指出，当前的互联网回收平台发展看似红红火火，但与食品、服装及服务等专业网络平台相比，尚未形成有效营利模式。

　　“对于任何类别的网络营销平台，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便捷的物流体系作为支撑。而互联网回收除高附加值产品如二手电脑、手机外，大多的生活废品因其残余价值低而没有物流公司专业从事废品的逆向运输，这俨然已成为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此外他认为，由于废品回收人员已经在趋势性减少，未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中的二次污染问题剖析

　　对于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最多的相关于再生资源的污染中，废塑料必然是名列前茅。

　　每年生产多少塑料产品，就有多少废塑料产生。中国是塑料制品的生产、消费、进出口和污染大国，针对废塑料所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也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与法规。

　　塑料垃圾可利用的仅约85%，其余部分需要就近处理，但会污染空气、河水甚至地下水：废塑料在分拣、清洗、粉碎等环节要用大量的水；废塑料焚烧会排放有毒气体、污染空气；而填埋则有最长可达数万年的降解期。

　　就此周宏春指出，各地防治塑料污染的政策措施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也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强制性规定、缺少激励政策、管理工作滞后、环保意识不强等方面。

　　“虽然强制回收利用成为一些地方防治塑料污染的主要措施，但总体而言缺乏强制性措施以约束餐饮、交通等行业从业人员及居民行为，也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对其生产、经营、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旧塑料包装物进行回收利用；对随意抛弃、堆放废塑料及其包装物的行为处罚力度偏轻。”

　　他认为，现有的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尚不足以支撑废旧塑料包装物回收利用企业维持保本微利水平，对不能自行回收利用的生产企业，也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要求其交纳回收处理费用以支付对回收利用者的补偿。

　　“塑料及其包装物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者缺乏回收利用的责任感。环卫部门虽规定禁止乱扔废塑料，但执法、检查人员少，有法不依、禁而不止的现象普遍。”

　　此外，由于对塑料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防治工作尚未提到政府层面议事日程；而缺少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引导则致使随手乱倒、乱扔、乱堆废塑料的行为随处可见。

　　周宏春强调，应大力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以回收利用、开发替代产品为主要途径，堵疏结合、强化监督管理，如此污染才能得到解决，废塑料才能变废为宝。

　　“应制定防治塑料污染的有关法规，明确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回收利用废塑料及其包装物的义务和责任，将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的责任落实到塑料包装物的生产、经营、消费等各环节。”

　　“要制定严格的废塑料处理、处置的环境标准，严格禁止用废塑料土法炼油、污染环境的行为。从回收利用入手，逐步提高废塑料包装物回收利用率，收到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应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塑料污染新特点，以解决城乡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为重点，促进资源化、能源化利用，以收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之效。”

　　他特别指出，应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尽快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废塑料回收利用的激励政策，总结推广成熟技术、强化管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塑料污染危害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能力，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的长效机制。

　　周宏春说：“塑料污染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行业与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再生资源产业是与非之评判

　　按国家有关部门的界定，再生资源进口主要为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包括废五金、废钢铁、废纸、废塑料等，而国内对于再生资源进口的争议则从来就未曾停止。赞同者言辞凿凿、痛陈其意义之重大；而反对者同样是义正言辞、直斥其误国误民！

　　赞同者认为，再生资源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产业链很长，其进口不仅可以缓解国内资源供应紧缺状态，而且可以变废为宝、节能减排；而反对者则以不变应万变、只认一条：中国不能成为“洋垃圾”场！

　　就此周宏春坦言，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再生资源进口依旧；而且再生资源产业也已取得积极进展、并已成为一个极具前景的新兴朝阳产业：“进口再生资源是否属洋垃圾，应以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或危害为准绳，不能一棍子打死。”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资源的制约已然日渐趋紧，而再生资源的进口无疑能够有效地补充自然资源的不足。

　　由于进口废物对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作用无可替代，中国的相应进口增长迅猛，截至2014年中国取得废物进口许可证的企业已达2317家。

　　以2014年为例，当年实际进口废物4960万吨，数量占进口废物总量98.8%的前八位种类依次为废纸、废塑料、废五金、氧化皮、铝废碎料、铜废碎料、废船和废钢铁，再利用后约可得到再生纸2265万吨，再生塑料862万吨，钢铁575万吨，再生铝220万吨，再生铜190万吨；可节约原木2039万吨，石油1724~2586万吨，铁矿石978万吨，铝土矿1048万吨，铜精矿950万吨。

　　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也显示，2000~2011年中国仅从美国进口的废品交易额便从7.4亿美元飙升至115.4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对美进口总额的11.1%。

　　就此周宏春指出，除资源替代外，再生资源的进口对环境减排的效益也极其显著。

　　仍以2014年为例，通过对进口废物的加工利用，生产再生纸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4~207万吨，节约标煤约2718万吨，节水约22.65亿立方米；利用废钢铁比使用精铁矿粉生产钢铁可减少排放烟尘约37万吨；生产再生铝可节能约757万吨标煤，节水约4840万立方米，减少固体废物排放约4400万吨；生产再生铜可节能约200万吨标煤，节水约75亿立方米，减少固体废物排放约7.2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26万吨。

　　此外，再生资源还是一个对经济波动异常敏感的行业，甚至堪称世界经济的指示器——2008年全球钢价正处顶峰时，曼谷的废钢却已在开始降价，四个月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危机随即席卷全球。

　　反对者的理由也非常强大——中国不能成为“洋垃圾”场，而难以宣诸于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废物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形象。

　　中国进口废物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2014年进口总量居前五位的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五省合计占进口废物总量的82%，在给当地带来丰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

　　纪录片导演、摄影师王久良通过其2014年新作《塑料王国》的追踪拍摄发现，“洋垃圾”时有发生且来源复杂，并且在清关后随意交易现象泛滥，而小作坊式的回收利用则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不仅如此，在进口垃圾中还经常检出诸如夹带医疗垃圾等危险废物，如2012年6月宁波海关所查获来自日本的1127吨废金属中，其辐射值超国家标准的两倍。

　　据海关总署缉私局统计，2013~2014年全国共查处走私废物案件312起，查获各种固体废物143万吨。涉及禁止进口“洋垃圾”142起，查获电子垃圾、废矿渣、旧衣服等“洋垃圾”共25万吨。

　　尽管有很大风险，资源紧缺重压下的中国政府仍于2013年9月由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第60号公告，取消了部分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自此进口废纸、废钢、废铝等无需申领和提交《自动进口许可证》。

　　此后，201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要求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鼓励战略性资源回运，在有效管理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再生资源进口；2015年11月环保部等五部委发布第69号公告，将进口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类、限制类、非限制类，实现与《对外贸易法》的对接。

　　就此周宏春表示，中国应在大力鼓励再生资源进口的同时，坚决将“洋垃圾”拒之门外：“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再生资源进口依旧，再生资源产业也一直都在极速发展。”

　　他说：“再生资源进口不能因洋垃圾就把脏水和婴儿一起倒掉。只要把好进口关，加强圈区管理，再生资源进口应得到肯定——毕竟利大于弊。”

　　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也并不禁止再生资源进口，并同样将之视为是缓解资源瓶颈的重要措施，如许多国家的废钢进口就远高于中国——2011年土耳其进口废钢铁2146万吨，韩国进口863万吨，而中国进口的677万吨仅占当年消费量的11.10%。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再生资源进出口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必把进口再生资源的守法商人搞得灰头灰脸，而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口再生资源，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原料问题。”

　　周宏春强调，在企业依法经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全过程监管，形成依法进口再生资源的局面。

　　“再生资源进口额度要向设施先进、不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倾斜，逐步淘汰资源回收利用效率低、污染环境大的技术与企业，推广‘循环化改造’等可复制的成熟经验和做法。”

　　“随着技术研发和创新，中国再生资源利用的技术水平整体上在提高，但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所采用的技术仍比较落后，也没有摆脱引进国外淘汰技术的窠臼，因此加快自主技术进步进程势在必行。”

　　“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但它的前提是可回收、可利用、可循环、经济合理。再生资源的利用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否则难免出现‘循环不经济’的问题。”

　　就此他特别指出，“吃干榨尽”已成为循环经济领域的重要理念，在此前提下更应强调“物尽其用”，不能把“金子”当成砖头浪费掉。

“资源再生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再生资源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源头。”周宏春说：“任何值钱商品使用后的价格都会一落千丈。因此，随着中国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废品从卖出收费过渡到卖出付费，也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