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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按照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精神，国家有关部门会尽快出台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引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是无法效仿西方国家做法的一项伟大工程。从总体上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与一国或一地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从能源禀赋看，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虽然2019年我国人均能耗仅3.47吨标准煤，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几乎与欧盟国家相当。从发展阶段看，随着一国或一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会增加;在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时，碳排放总量达峰并开始持续下降。从环境保护的推进次序看，西方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是完成了局部性环境污染治理、区域性环境污染治理后才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旨在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碳达峰是自然缓慢的达峰过程。作为对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世界平均之下;2020年中国服务业占比仅54%左右，城市化率也仅63%。
由此可见，我国到碳达峰碳中和拐点还有一段不小距离。另一方面，我国单位GDP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要在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内完成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减碳任务重大而艰巨;更主要的是，我们不能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必须从实际出发，尽早规划，开拓创新，另辟蹊径，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碳中和之路。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倒U形”曲线可以是压缩型的。我国走了一条压缩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同样，我国也可以呈一条压缩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倒U形”曲线。事实上，碳减排峰值包括强度峰值、人均峰值和总量峰值。有关研究发现，一国或一地的能源强度变化规律为：在工业化启动后，能源强度持续增加，在能源强度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出现拐点的条件是，经济结构从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变;产品结构从附加值低的产品向附加值高的产品转变，从物质生产向知识生产和服务转变。1820年以来的碳排放曲线显示，美国不仅强度高，而且波动时间长，与国土面积大(937万平方公里)、工业化起步早等特点有关。从“十一五”以来我国一直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尤其是2013年以来我国加大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力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之快有目共睹，从而为我国形成一条压缩型的碳排放曲线创造了可能。就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言也是如此。 2005年，在国外网站上曾经有人刊文称：光伏是富人消费的奢侈品。而今，在我国光照条件好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光伏发电;我国风能、太阳能发电不仅在发电装机中占比迅速提高，总量也居世界首位，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更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不能用“昨天的经验规划我国未来的碳减排”。凡做过模型预测的人都知道，要用模型预测未来，先要对已有数据进行拟合：模拟过去、预测未来。通过对历时数据的分析，在拟合-调参等多轮试算的基础上构建相关关系式(在计算机上会简化为多元一次方程组)。至于预测结果，在中国工程院“能源革命”第一期课题启动会上，有权威专家说：“没有一个预测是准确的。”主要用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了。究其原因，既有相关系数低，如能有国人所说的“七不离八”(0.84)就不错了，更主要的是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腾飞”阶段，用线型模式进行预测难免会“风马牛不相及”。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思维或模型预测我国未来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曲线呢?有人认为我国“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体系”，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在80%以上。“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否会出现“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几下翅膀，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两周后的一场飓风”?而且，随着宇宙空间的探索和技术进步，核能利用潜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一定要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的能源结构及其二氧化碳排放曲线呢?明智的选择可能是，为颠覆性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留有空间。 不能追求“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应当明确，碳中和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与政策导向，应当统筹谋划，做好顶层设计，“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抓主要矛盾。由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人口素质，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国外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做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激励和约束制度等安排，提出碳排放总量目标及其达峰路线图。能源是碳达峰的核心，能源供给端低碳化是方向;我国能源体系要更清洁、更高效、更经济、更安全、更可持续。截至2019年，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在建核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这是很多研究人员事先未曾想到的。能源消费端也大有文章可做;重点是从系统优化的角度，如将发电-供热等工程衔接起来，提高能源效率。要先立后破，纠正运动式“减碳”，处理好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居民正常生活的关系，以最小成本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要兼顾低碳导向做加法和能源“双控”做减法的平衡，以免引起能源或初级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小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社会稳定。未来40年，实现“双碳”目标将撬动万亿投资，为能源、交通、建筑、工业、林业等领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今天的投资不仅要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也要为未来的绿色低碳发展奠定基础。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人类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自己要做，不是别人要我们做。
我国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践行者，也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国家，理应承担起“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也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中国商界》杂志 20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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