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废旧电视，从位于湖北省荆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厂房门口的传送带上被送进厂区，而从厂区一侧另一个厂房门口，输送出价值20万元/吨的钴粉和12万元/吨的镍粉。

　　在这个厂区，装卸、吞入、拆解、输出、扫描、排出等工序组成了一套严苛的消化系统，把废旧电子设备吃进去，把价值不菲的、来自于废旧电子设备中的线路板上的贵金属排出来。

　　这里的主人，许开华，管理着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完善的报废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在最开始的日子里，他先是被融资绑架，再后来则陷入牌照困局，他不知道格林美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和他的伙伴们哪一天会面临被取缔的厄运。他的抗争史，恰好也是中国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的一部编年史。

　　但许开华的故事，意义恰恰在于其面对复杂局势的多维度再平衡。对于后来者而言，一切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在这个行业中，更多的企业所面临的形势要比格林美严峻得多，它们想要获取资源、获取资金，更想知道这个行业未来将走向何方。

　　有米难下锅

　　过去对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的评价是“无米下锅”，现在看来，“有米也下不了锅”其实更合适。

　　三年前，传统的走街串巷是电子产品回收的主要方式，收购者往往也是处理者，收购来的产品大都采取了一种野蛮粗暴的焚烧方式来获取其中的重金属物质，既不能实现资源回收和利用的最大化，也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

　　在2010年，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从这一年“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到之后施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基金管理规定》，2012年7月施行），再到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企业实施补贴政策，使“游击队”的回收方式逐渐丧失优势。

　　处理一台报废电视，通过国家补贴政策，报废企业能获得85元的补贴基金，报废企业又会将其中绝大多数支付给回收企业，而在这之前，回收个体的自行处理大都不会带来超过这个价值的利润。

　　对于国内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尤其是报废电视机，资源回收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 2011年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理论报废量约为6670万台，通过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处理的比例就高达85%。

　　“三年的时间，中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行业走过了国外十几年才能走完的路，这在全世界来看都是一个奇迹。”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向记者表示。

　　许开华说，真正让他头疼的是，“看得到的资源却因为市场壁垒而不能拿到手”。每个地区都有“城市矿山”，虽然也都会有报废电子产品回收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大都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较低。这无论是对企业发展还是当地电子垃圾的处理都不利。

　　“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让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政府起的作用还是太大。”许开华说。

　　欧洲在报废电子产品回收方面的做法一直被业内视为行业发展的标杆。2002年，欧盟通过了《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其中明确提出，只要企业符合其中规定，企业就可以在欧洲建厂，自由获取欧洲的报废电子产品资源，风险由企业自行承担，政府审批也比较宽松。

　　摆在眼前的现实似乎更残酷

　　虽然报废电子产品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越来越便利，但是能够抗衡传统回收体系的只是报废电子产品的冰山一角，除了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的回收生意外，报废电子产品企业几乎找不到可以插手的市场空隙。在格林美荆门基地，记者也看到，处理空调的数目只有数十台，而空调能提炼出来的资源和价值要远多于报废电视机。

　　全国新能源节能减排公共服务平台秘书长张正军告诉记者，对于电脑、冰箱、空调等报废电器，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很难有“价格优势”。比如，空调的补贴基金只有35元，分给回收企业的寥寥无几，而传统的回收方式通过拆解和提炼可以卖出几百元的价格。

　　另外，每一种报废电子产品的回收分解生产线不尽相同，多开一条生产线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因此，国内相当一部分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都是只有报废电视机的生产线，而对于“小众化”的其他电子产品，则无暇顾及。

　　牌照困局

　　许开华怎么都没有想到在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生产基地、不缺货源的情况下，武汉和河南的两个工厂竟然开不了工，而且这一拖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作为行业的开辟者，许开华不是没有过辛酸的经历。2001年，格林美在深圳成立。从2002年到2004年，为了研发报废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许开华一共投资了2000多万元，这其中一半是自己筹集到的，但是之后的困难是他在创业前没有预估到的，如何把生产线从“实验室”搬到“工厂”？怎么找到第一个项目？怎样才能落地赚钱？到最后，公司一度甚至连水电费都交不上。

　　许开华直言那是格林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研发还不成熟，钱却花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行业还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只能坚持着。

　　第一笔500万元的投资被许开华称为“天使投资”，用这笔钱，许开华终于建成了格林美的第一条生产线。随后的两年，格林美相继拿到一亿多元的风投，顺利地让格林美实现了处理报废电池生产线的“产业化”。

　　“对于绿色循环经济企业来说，科技含量一般很高，融资其实并不是最棘手的问题，有的时候给钱我们却不敢要，因为项目批准落地更难。”许开华说。

　　现在虽然早已经度过了创业阶段，但是格林美问题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便是目前的许开华不会再因为技术、资金而头疼，但是“一纸许可证”仍然让他难以放开手脚。

　　2010年，格林美（武汉）正式成为湖北省家电“以旧换新”回收、拆解企业，至2011年7月，这条生产线几乎每天都可以达到最大回收量，当以旧换新政策停止时，由于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武汉园区电子废物处理许可证，这条投资两个多亿的生产线只好再次停工。一直到现在，这个工厂还不能带来任何效益。

　　许开华说并不担心拿不到这张许可证，“早晚都要发，只不过得晚一年投产”。但是这个行业刚刚起步，这样的形势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太多的同行在等待的过程中默默地消失。

　　局势没有一丝好转

　　当把报废汽车生产基地提上日程时，两年前的难题又一次摆在许开华面前。

　　今年初，格林美的第一条报废汽车生产线已经在江西省宜春市完成，但是由于国家现行的报废汽车牌照核销体系是以地市州为单元，报废汽车的异地注销方面仍然没有放开。因此，格林美这条投产两个多亿的生产线一旦开工面向的就只能是人口只有400万的宜春一个市。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许开华仍然在江西省跟有关领导汇报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尽快拿到江西省、湖北省通用的处理报废汽车的相关许可证。

　　“400万人口的城市每年能有多少辆的报废汽车呢”？许开华反问记者。

　　即便这样，许开华依然认为在政策出台之前建厂是必要的。生产线建立起来就可以摸索成熟的商业模式，“连工厂都没有怎么去争取呢？”

　　从报废电池到报废电子产品再到报废汽车，格林美一直围绕着“一纸许可证”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关键在于要开放环保市场，实施全国废物处理一张许可证。目前每个省独立发放牌照的做法，严重制约优势企业跨省投资循环产业。”许开华并不想对外界过多诉苦，只是这“一纸许可证”拦住了太多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的发展。

　　与力拓过招

　　许开华的提议总是让人雾里看花，从报废电子产品回收分解生产线，无一例外。

　　2009年3月份，许开华在董事会上提出想要建立报废电子产品回收分解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亿元以上。巨大的投资以及并不明朗的未来让许开华的提议遭到董事会的一致拒绝。最终，在独立董事林元芳的支持下，许开华的提议得以实施。2010年1月份，格林美的第一条报废电子产品回收分解生产线在湖北省荆门市投产。

　　让许开华没有想到的是，这条生产线投产不到半年就赶上了2010年出现的“以旧换新”大浪潮。“在省里开会，湖北省就只有我们一家报废电子产品处理工厂，领导说都拉到格林美去吧。”半年的时间格林美荆门基地就处理了30多万台报废电子产品。

　　很多人把这一步归结为幸运，但是格林美其实也不是完全在打无准备之仗。

　　学者出身的许开华为此做了很多准备，研究欧洲和日本成熟的报废电子产品回收政策、加大投入当时的主业——废弃钴镍钨资源和废旧电池的回收及研发，以保证利润的持续稳定。2009年，许开华还在武汉成立了30多个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超市，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收了上千吨的报废电子产品。这让许开华吃了一颗定心丸，“生产线开了不至于没有货源”。

　　虽然报废电子产品在国内回收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许开华心里没有底。“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前做好生产线，拿出时间去探索赢利模式。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后，我们只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复制，达到产能的最大释放就可以了”。

　　在格林美员工的眼里，许董是个胆子很大的人。很多人会劝他：“TCL、康佳这些电视生产商都在做报废电子产品回收，你哪有人家渠道多？”也有人会对许开华的布局不屑一顾，“都是一些垃圾，却花了几千万买设备，花几个亿做生产线”。许开华承认有时也看不清未来的发展，但是他觉着“自己的判断应该没错”。

　　格林美的员工给许开华最多的评价之一是“善于提前布局”，这让格林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业务没有流失，而且还接手了一些大客户。

　　力拓作为全球的矿业巨头，其主要的镍粉供应在2008年之前一直由加拿大的一家原矿生产商提供，虽然之前格林美也曾多次向力拓主动提供优质的镍粉，但是力拓却一直没有将其放在眼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这家加拿大生产商入不敷出，无法开工，力拓一时断了货源。

　　当力拓的负责人亲自飞到荆门考察格林美时，许开华压根就没有想到挑剔的力拓这次是真的要跟格林美合作。仅仅两个小时的考察过后，力拓向格林美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在2010年，格林美成为力拓的核心供应商，每年向其提供200吨的镍粉，达到企业镍粉年产量的20%。

　　技术上达到国际标准是许开华最得意的事情，在他看来，“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和发展才是格林美领跑的真正原因”。

　　永远追着变化走

　　过去的两年对所有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来说是机遇，但更是一次挑战，甚至是一次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根据《201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行业白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理论报废量高达6670万台。与此同时，随着《基金管理规定》的出台以及“第一批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范围的处理企业名单”的公布，让所有的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都铆着劲儿想要大展身手。曾经有媒体写到，“任何一家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的门前都摆着拆解不完的电视机”。

　　但是，尴尬接踵而至。

　　虽然政策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但是毕竟是第一年执行，2012年的补贴为什么一直到2013年还没有发？这让很多企业一头雾水，开工也不是，停产也不是。

　　格林美也不例外，许开华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格林美所有的生产线都没有全部开工，我怎么知道我拆解的是否合格，是否能够拿到补贴？”从2012年7月到今年7月，格林美（荆门）拆解报废电视机的数量不到100万台，这个数量还不如从最近5个月的总量。

　　格林美还算是能过得下去的企业，更多的企业早已经撑不下去了。截至今年10月底6.3亿元的补贴基金发放的时候，“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线早就关闭很久了，因为早就‘没钱买米’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信息咨询部主任刘巍告诉记者。

　　第一个吃螃蟹的总是很艰难，国内政策就已经让很多企业手足无措，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更是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

　　以格林美为例，其核心业务之一就是通过处理废旧电池、钴镍钨等稀有金属废料来提取钴粉、镍粉，年产能达到5000吨。从2009年开始，钴粉和镍粉的国际价格开始大幅下降，钴粉从80万元/吨降到现在的20万元/吨，镍粉从40万元/吨降到了12万元左右/吨。产品的毛利率从2009年的30%多降到如今的20%。

　　“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我们无论是利润还是毛利率增长都不快，但是我们能保持增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许开华坦言，“压力很大。“降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来缓解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影响，但总体来说，钴粉和镍粉的销售并不是问题。”

　　刘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行业中绝大多数企业还很孱弱，受外部政策或经济影响会比较明显”。主营业务单一的企业在发展中往往会受到外界较大的影响，比如，只能拆解电视，或者拆解产品单一，这种企业的抵抗风险的能力要远低于产品种类丰富的企业。

　　怎么长大？

　　虽然在报废产品回收上伤透了脑筋，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格林美的主业，通过精细地加工这些电子垃圾，提炼出钴粉、镍粉，以及一些稀有金属、稀贵金属和塑木产品等才是格林美的利润点。许开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把格林美发展成为提炼稀有金属为主的绿色循环经济企业。”

　　对于产业链的整合，收购一些成熟的企业是业内的通行做法。

　　2012年年底，格林美收购了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后者是业界有名的钴产品的生产研发者。由于主营业务单一，在2009年开始的钴价格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凯力克的赢利从2011年开始急速下降，2011年的利润仅为2010年的38%。

　　在收购之前，凯力克曾有过上市计划，但最终IPO失利。虽然两年期间凯力克的利润大幅缩水，但是格林美收购凯力克这段的故事仍被传为佳话，毕竟这次收购给格林美的核心业务“钴产业链”打了一剂强心针。

　　许开华认为，报废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要注意做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只有把废物中最有价值的资源都提炼出来，并且把这些产品做到资源最大化，直接做到终端对接”。格林美每年循环再造钴镍粉末达5000吨，这些产品可以直接提供给下游生产厂商当做原料，比如力拓这样的公司。

　　对于国内废弃电器电子回收产业的发展，刘巍认为，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国内仅对处理“四机一脑”（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的企业进行补贴，对手机等电子产品，还没有相应的补贴措施。而数据显示，中国的手机年报废量高达一亿部。因此，随着政策的逐渐完善，现有的补贴目录应该会进一步扩充。

　　目前对于报废电子产品回收企业来说，虽然市场上废弃电子产品的保有量很大，但是具体到每家企业身上，能回收到的数量其实是很有限的。这决定了大部分企业都无法做深加工，比如一条生产线建成后起步就要求要有几万吨的原材料，而大部分企业无法实现如此大的拆解量，企业需要另购买原材料来实现深加工，这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负担。

刘巍认为，对于报废电子产品回收企业来说，更多的要做好精细化的拆解工作，来给下游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原料。比如企业可以在技术上研发如何物料分离得更彻底一些，产品分类上更精细一些，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要往终端发展，电子产品可以拆解出多种物质，企业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并且做精细化的加工和管理。●

                                          （摘自：《中国经济和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