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平均一天要产生一公斤生活垃圾,“垃圾围城”正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普遍难题!垃圾填埋所消耗的土地资源,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不能承受之重。 1月7日,武汉两会代表委员共同呼吁,从源头上破解垃圾围城!武汉市曾在1996年、2008年两次推行垃圾分类,均因“水土不服”,无疾而终。居民生活习惯难以改变,后期分类收运、处理体系跟不上,是试点失败的两大原因。 许多市民反映,很多社区、物业对垃圾分类的宣传,支持力度几乎为零,每个垃圾站根本没有垃圾分类的标识,各类垃圾混同一堆:“因为有时候很多市民也想垃圾分类,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举措,比如垃圾箱只有一个,你扔哪儿都是一样,如果有两个垃圾箱放在那里,我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会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这个举措很有必要,保护环境吧。” 对此,武汉市人大代表何春梅说,甚至有的社区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连垃圾箱都不提供给市民使用!她建议,政府需加大全社会共同推行“垃圾分类”的行动,其中百姓家门口的硬件配套是基本:“这是规划原因导致管理成本过大,要配套萨,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能施工,不能办手续,应该这样要求的!” 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江夏区环保局副局长吴俊建议,武汉市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政府多采取鼓励政策:“哪些可以回收的,给住户一部分补偿,然后回收的那一部分给企业进行再利用,那么凡是再利用回收的企业,政府还可以从另外渠道进行补偿,比方它做有机肥,我们对做有机肥企业政府是有支持的,因为它减少了化肥的投入量,有企业对这个感兴趣那正好。” 何春梅说,“垃圾分类”仅仅是第一步,解决“垃圾围城”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专项研究和规划:“最重要垃圾要减量,减量要垃圾分类、提高转运模式,提高垃圾收集现代化水平。” 调查时发现,目前,武汉市的垃圾收运模式主要是一次巡回收运、二次转运和当街收运。因收运方式落后和市民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致使目前的垃圾收运效率极低。街坊时发现,当垃圾进入垃圾箱之后,环卫工人也很难对这些垃圾进一步分类,清洁工:“我们看见那种特别是电池的东西就要分开来。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没办法,也不能说一袋袋打开,那也不实际。” 落后的垃圾收运方式直接导致的是污染环境,何春梅说,目前,垃圾转运过程中的“滴漏”现象很普遍,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垃圾没有分类,通过垃圾车的行车电源进行压缩处理,仅有百分之六十的垃圾水被排出,在运输过程中就容易发生“滴漏”:“可回收不可回收,有害有毒都进入了,大杂烩了。垃圾压缩之后,沿线滴漏,到了填满场里也容易发生渗漏。” 其次,目前,武汉市没有垃圾车“停保场”,车辆被污水腐蚀漏水后无法修补,何春梅:“大多数车辆都会出现滴漏,没有停保场,车辆没办法停下来保养,所谓的保养就是洗干净,然后大箱烂了要修复、补好。” 不仅如此,困扰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的也是垃圾回收的问题,说,全国每年报废的电视、冰箱等电子垃圾大约有3000万台,而格林美能回收到的仅占到10%:“垃圾分类体系没有搞起来,其实我们最终循环产业做好,就是要搞好垃圾分类,工业废物分类,塑料,生活垃圾等,最后整个社会资源全分开了,这样循环产业才能做好,一定是从源头开始分类。” 采访中国水务集团、武汉人大代表张堂孝说,目前,武汉市垃圾体量过大,必须从源头开始治理,垃圾分类意识必须提高,他多年研究发现,有毒垃圾会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固体废物含有各种有害物质,处理不当可直接污染土壤、空气和水源,并最终对各种生物包括人类自身造成危害。 何春梅建议,提升百姓垃圾分类意识的同时,政府各项配套工作要跟上:“现在只是压缩车,混合运输车辆,什么垃圾都装,只要倒进垃圾桶的都拉走。分类之后,要有专门运输车辆运走,餐厨垃圾要有回收的处理厂,有毒有害的物质要有专门的运输车辆,要有分类的场所。” 政协委员吴俊建议,垃圾处理全过程都要有系统的建设:“我把所有的垃圾从小区收集起来以后在一个压缩站压成像饼子一样的,然后再把它拖走,减少它的体积,这个技术是成熟的都有,农村都是这样在做,城镇没有这样做,它没有压缩站,它就是个转运站。压缩过程是一个物理过程,但是它会产生二次污染,我们在压缩产生的废液体要进行再处理,或者把液体拖走,不能产生二次污染。”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说,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正在逐渐形成过程中,比如废旧电池的回收,许多市民就已经变成了自觉的行为:“你看武汉中北超市收了很多电池,人们把电池交到超市就是一种进步,这个回收其实是需要大家支持,全社会都来支持两型社会的发展。”● (摘自:<中国废旧物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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