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三点建议

40年前，世界三大智囊团之一的罗马俱乐部，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地球剩余的矿产资源进行了模拟开采，得出：增长的极限、零增长等悲观论断。另一家三大智囊团的美国兰德咨询公司则预言：“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产生了巨大的需求……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近年来，正如他们警告的那样，不可逆转的资源枯竭造成的原料价格暴涨，导致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同时还使因资源引发的领土之争、大国角逐急剧白热化。

中国难道真的面临“增长的极限”并将“非常穷”了吗？ 　　　

所幸的是，饱经沧桑之变、洪荒之灾、曾经在世界7%的耕地上创造出世界80%GDP的中华民族，早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不断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去适应资源的变化，才能生生不息。 　 　　

无论是利用动物资源的渔猎文明；利用土地资源的农业文明；利用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还是利用再生资源的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有利于资源变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资源利用史、环境适应史（环境也是资源）。 　　　

今天的资源状况与西方工业革命之初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石油、矿产价格上涨了近百倍，环境容量也已近饱和。显然，中国已经无法再走西方的老路，而是必须闯出一条新路。 　　　

按照罗马俱乐部关于资源、环境、人口三大要素推断，资源匮乏、环境脆弱、集中了全球最庞大贫困人口的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早在30年前就应当“零增长”、“非常穷”。然而时至今日，那里的经济不仅没有零增长，反而屡创增长的世界纪录，那么他们是从那里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资源的呢？

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据统计，经工业革命300年的资源掠夺全球80%的矿产已经不在地下，而是以垃圾（再生资源）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成为一座座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随着矿产资源与再生资源的此消彼长，30年后再生资源为人类提供的原料，将由目前的30%提高到80%。因此，谁率先进入该产业，谁就会因为掌握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而执未来世界之牛耳。 　　　

近50年来，世界已经形成了制造业跟随再生产业转移，哪里的再生产业兴旺那里的制造业就发达。据海关统计，我国长三角、珠三角进口的再生资源最多，经济就最繁荣、社会就最稳定。

这一现象雄辩地证明：人类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正在由一个资源掠夺的时代，进入一个资源再生的时代。把脉世界经济，一个健康的地球，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动脉系统（制造），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静脉系统（回收），只有形成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有多少旧又再生出多少新的国际大循环，正在被雾霾笼罩、垃圾掩埋的地球才能新陈代谢、吐故纳新、重新焕发生机；有限的资源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资源是制约人类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古往今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乃至战争，无不由资源引起。因此，能否适应资源变化是检验生产力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由于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全球富积的再生资源“接轨”并得到充分地解放。 　　　

据统计，我国每年消耗了60亿吨矿产资源的制造业，排放的三废和消耗的能源和占全国的70%，是节能减排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如能大量利用污染、能耗低90%的再生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将迎刃而解。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如果搞好废弃物的再生，两个世界难题（资源与环境）就同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据环保部公布，中国十大污染城市，华北就占了八个。大量燃烧、冶炼矿石是根本原因。而主要利用废钢、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钢都”张家港，却被环保部评为我国第一个环境模范市。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世界上几乎没有不可利用的垃圾，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全球每年产生再生资源约100亿吨，如果各国能够联手为地球建立一个完善的静脉系统，使回收率达到60%，全球的碳排放将由目前的90亿吨，降低到可自然降解的60亿吨、能耗和三废排放可降低30%。同时还可节约矿产资源60亿吨。人类将基本摆脱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完成向循环经济的转型。 　　　

如今，迫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的五千万回收大军几乎挖地三尺，使国内产品得到充分回收。但每年出口的近5亿吨产品，却被禁止回收。不仅造成价值近万亿的资源被白白丢弃、需要进口十亿吨污染、能耗、价格高出十倍的矿产资源来补充，而且还要向进口国缴纳高额处理费。更为严重的是，东南沿海大批已经形成了出口→回收→再出口循环型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因“断粮”而倒闭。据调查，中小企业的黄金时期，正是对再生资源实行免税、进口再生资源最通畅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中国问题说到底，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说到底，是保障了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的中小企业问题；而中小企业的问题说到底，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再生资源问题。据调查，我国中小企业破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专家所谓贷款困难（中小企业发展最快时期也未得到过贷款），也不是因科技落后缺乏竞争力（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急剧萎缩的是奢侈品和高科技产品而不是中小企业生产的日用品)。尽管油、电、交通、通讯、土地等被垄断的基本生产资料也长期困扰着中小企业，但对中小企业最致命的，还是原料断档这一“不可抗拒”的原因。 　　　

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渔网、轮胎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生产1吨渔网或轮胎需要4～6吨石油，因而随着石油的涨价，传统的石油→渔网→废弃的线性经济，逐渐被渔网→废弃→再生渔网的循环经济所取代。由于废轮胎、旧渔网的回收率高达100%、污染、能耗仅为石油的1/10，属于高效节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吸引了数万家人工效率极高的中小企业。当国家突然禁止回收出口轮胎和渔网后，这两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瞬间倒闭。如今，我国一方面大量进口利用率不到50%的矿产资源，一方面严禁利用率近100%，污染、能耗仅为矿产资源1/10的废旧渔网、轮胎、电器、车辆、机械设备等城市矿产进口。经发组织确定的70种可自由贸易的再生资源，回收率最高、需求量最大的中国就有50种不准进口（其他国家几乎全部鼓励进口）。因此，我们为维护传统企业利益对进口矿产资源与再生资源实行双重标准，是导致中小企业破产、造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如：中国是最大的机电产品出口国。由于每年出口的上万亿美元的机电产品无法回收，致使我国的冶金行业只能利用污染、能耗比废金属高出十倍的矿石，成为中国污染、能耗第一大户。 　　　

目前，国家对城市化建设非常重视。然而，我国城乡人口的数量是由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的。这一受土地制约的城乡格局，靠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很难改变。西方国家实现城市化首先实现的是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就业,农民才可能进城。而实现工业化，资源是决定因素。西方国家正是由于300年前的淘金热、找矿热以及通过炮舰政策大量掠夺了全球的矿产资源，工业化才得以实现。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是矿产化的产物。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靠地里刨食实现城市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城市化靠的是丰富的矿产资源；长三角、珠三角实现城市化靠的是再生资源。我国近几年热火朝天搞的许多“开发区”，既没有矿产资源又排斥再生资源，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的城市化能否成功，资源是关键。 　　 　

如能解决目前的“静脉栓塞”允许回收我国的出口产品，每年可获得5亿吨的金属、塑料等珍贵原料、节约矿产资源15亿吨、减少20%的能耗和三废排放。同时还可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而一但中小企业恢复了生机，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抑制物价的上涨，而且还为中国的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议一：将4月18日定为中国的“回收日”，早在1954年的4月18日，在全球大部分矿产资源尚未开发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就提出“建立全国回收体系”的建议，并陆续成立了遍及中国每个角落的16万个回收点，实行“以旧换新”政策。使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回收率最高的国家。那么今天，正在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中国，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回收体系。 　　　

为此我们建议：将4月18日定为中国的“回收日”。据调查，广东已经率先将资源再生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并把4月18日定为省的回收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经使资源匮乏的广东充分认识到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重要性。 建议二：建立进口再生资源的试点，由于再生资源是在近50年来矿产价格暴涨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替代资源，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管理经验都相对滞后。因此，对于回收出口产品的利弊，与其无休止的争论不如先搞试点。 　　　

据统计，再生资源每万元GDP的污染、能耗仅为矿产资源的1/10，因此我们建议：先在环渤海的沿海城市进行试点。根据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经验，在严格执行ISO14000最高环境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如果不限制进口的数量、规格和品种，每年进口再生资源五千万吨，据保守统计，不仅可以基本取代华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使其经济总量翻一番，同时还可使集中在华北的中国八大污染城市及其给北京造成的雾霾得到根治。 建议三：制定“再生法” 　　　

据调查，资源匮乏的日本、德国，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制定了“消耗多少就必须回收多少”的“再生法”。同时还规定，所有产品必须具有再生成分、企业与消费者必须承担回收责任、城市必须建立静脉（回收）系统，否则便视为违法而受到制裁。 　　 　

正是在“再生法”的有力推动下，日本、德国的城市纷纷建立起回收体系，大量利用矿产资源的传统企业及其利益集团，迫于巨大的经济、法律的压力，不惜血本改为利用再生资源。不到50年时间，日本、德国便基本摆脱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因此，只有利用法律武器，才能改变目前传统企业掠夺资源、污染环境合理合法；中小企业利用再生资源、保护环境却名不正言不顺。 　　　

循环经济取代线性经济，是一场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大革命。那些已有300年基业、专门为矿产资源打造、垄断了矿产、石油的利益集团，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没有对线性经济的彻底否定和改造，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循环经济。目前，我国北方的传统企业以每年60亿吨的矿产消耗，使中国成为“全球线性经济的最后领地”、“碳排放超级大国”和“世界矿渣堆放场”。而我国南方的中小企业，每年把五亿吨垃圾变废为宝，使我国成为“地球清洁工”和“国际大循环的发动机”。显然，我国正处于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博弈的风口浪尖上。 　　　

因此，制定“再生法”，对于促进我国的产业转型、节能减排、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深信，经过三、五十年的努力，我国乃至整个人类，终将在再生法以及有关国际法的推动下，最终摆脱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建设成原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同志提出的“循环型中国”、“循环型世界”。 　　　

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源丰富时期曾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掠夺型”的工业文明，在资源枯竭的今天已经成为落后生产力，并正在被一个“再生型”的生态文明取代。由于资源与环境危机已超越了国家、民族、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主要矛盾，因此可以说，唯一能解决这一矛盾的资源再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正能量。●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