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附加值可回收物已经通过市场杠杆自发消纳，对于低值可回收物，如何运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包括配套政策、PPP模式等，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打通低值可回收物产业链。若实行区域性的补贴政策，怎么做到杜绝外来低值可回收物涌向深圳？

　　答：国内其他城市同样面临低值可回收物的管理问题。如广州2015年实施了《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试行办法》，明确对废玻璃、废木质、废塑料等八类低值可回收物，以90元/吨作为政府购买企业回收处理服务的标准，已在5个区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配套建成废玻璃资源化处理中心3个，年处理能力22万吨。

 　　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首先应明确政府职责，对此类废物的补贴是政府应尽职责。因低值可回收物与有价废物来源混同，因而可通过低值可回收物的撬动，带动社区垃圾分类和整个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建设。

 　　同时，配套建立后端处理设施，使前端回收与后端处理有效衔接，从而把单纯的低值可回收物政府补贴，推向垃圾处理和再生资源利用规模化产业市场运行，形成良性运行机制。

 　　深圳已初步建成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废弃织物等七大资源类垃圾分流分类处理体系，若想在低值可回收物上有新的突破，应首先对本市低值可回收物种类进行摸底调查，出台本市低值可回收物的补贴目录，以此来推动本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的建设。同时，培育、引进龙头专业企业，以社区、街道为单元，实行垃圾治理和再生资源回收网格化管理，从源头抓起，本着“减量化、分类别、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着眼于垃圾产生、减量、分类、回收、运输、处理、利用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和完整的产业链，按照有利于规范分类回收秩序、有利于降低回收利用成本、有利于提高回收利用效益的要求，构建符合深圳市情的垃圾治理利用体系。

 　　对外来低值可回收物涌向深圳问题，因为低值可回收物单独收集的成本很高、转运的成本更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还不足以担心此事。

 　　问：国家有关部委正在大力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创新工作体制机制，试点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与生活垃圾分类清运体系的协同发展，即“两网融合”。在此背景下，阐述“两网融合”的意义以及做好“两网融合”的建议。

　　答：“两网融合”是将垃圾分类回收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源头减量、分拣运输、处理利用各环节全过程衔接和有效融合，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两网融合”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大政方针，势在必行。

　　解决“两网融合”，需要解决好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的权责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立法、监管，发挥好有形之手作用；企业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利用，发挥好无形之手作用；公众的主要职责是参与、监督，发挥好融入之手作用。

　　解决好各方的权益，需要三种手段并用。一是法制保障。可通过完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参考北京经验，进一步提高该协同机制的力度，由市主要领导挂帅协调，将垃圾治理提高到城市治理能力的高度，将垃圾分类和减量作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检验指标之一。

 　　二是宣传引导。垃圾分类和减量需要广大公众的配合和参与。

　　三是经济激励。如对公众可采用积分制或以旧换新等多种形式予以激励，对企业可采用低值公益废物回收利用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予以激励。

　　从长远来说，政府补贴只是权宜之计。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销售者责任延伸制、消费者责任延伸制，按照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循环经济或再生资源基金，从单纯政府工程项目式的推动扶持变成市场机制源泉式的循环发展。我国已在废旧电子电器领域率先建立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明确了生产者和销售者责任延伸。深圳市作为我国改革先锋城市，可在“两网融合”领域率先探索基金设立和运作机制。

　　问：对深圳垃圾分类和减量的评价和期许。

　　答：深圳在城管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为全国首创。这为深圳此类的大都市实现大城管提供了可能条件。另外，深圳市有义工联合会和志愿者服务平台，大量义工已自觉参与到“两网融合”的事业中，为深圳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深圳要从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着力垃圾回收，按社会系统工程思维方式组织垃圾回收，从提高城镇治理能力和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视角审视垃圾处理。

 　　目前，深圳已在垃圾分类、减量、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相信“十三五”期间，深圳可进一步走出符合本市特色的新路，形成深圳垃圾治理模式，为我国大城市垃圾治理问题提供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