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达国家进行垃圾分类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日本、德国和瑞典等，目前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

回顾国外垃圾分类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几个方面经验：

第一，资源化是重要趋势。从垃圾分类比较成功的国家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焚烧产生电能或热能、堆肥、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将垃圾“变废为宝”，实现了极高的资源回收利用率。

第二，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经济激励和法律约束对于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明确清晰的垃圾分类体系。分类明确可操作，有助于居民有效的进行生活垃圾分类，降低末端处理成本。

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经历了末端处理、源头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的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垃圾产生量快速增加。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垃圾管理政策，集中于垃圾末端处理，填埋和焚烧是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公民没有参与垃圾分类管理之中。

此后，20世纪80年代，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期，消费增加使废弃物排放进一步增加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废弃物非法排放经常出现。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垃圾危机，日本政府及时调整垃圾管理政策，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

在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下，日本逐渐建立起了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由末端处理转向源头治理。进入21世纪，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提倡3R原则，垃圾分类处理更加注重循环利用和资源再生。

日本垃圾分类极为细致，不同垃圾须按规定时间、规定包装方式投放。日本将废弃物分成一般废弃物、产业废弃物和有毒有害废弃物三大类，生活垃圾则属于一般废弃物。

生活垃圾分类为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类四种类别，每个类别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又可分成若干个小项目。

在使用上述垃圾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之后，日本国内各地区垃圾类别至少也达到10类以上，多者如上胜町把垃圾分成了44类。由于垃圾种类繁多，所以地方政府一般会给每个家庭发放垃圾手册，这本垃圾手册中会明确记载各种垃圾的分类方法和丢弃时间。

这份垃圾指南中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类别垃圾有不同的投放时间，如可燃垃圾是每周一、三、五投放到固定的地点，每周二则投放资源类垃圾，每月第四个周一投放不可燃垃圾，粗大垃圾和废弃家电处理则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后交费处理。如果错过了垃圾投放的时间，则只能等到下一次允许投放相应垃圾类别的日期进行投放。

同时，在垃圾投放前需要按照垃圾手册上的要求对垃圾做好分类处理并放入相应的垃圾收集容器之中，通过详细的分类，垃圾的处理和回收就更加方便，相应的收集成本也就越低。

在日本，垃圾的收集和转运由各区负责，各区会根据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季节性变化制定详细的收集计划，对垃圾收集点的设臵及收集频次进行合理调整。而对于部分收集运输范围较大的城市，通常会设立垃圾中转站，以便把垃圾从中小型车辆转运到大型运输车辆。

同时，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环卫部门装运垃圾车辆多次往返，每次仅运输一种垃圾，由此避免了“混装混运”。不同类别的垃圾被运输到不同的垃圾处理工厂，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垃圾处理以焚烧方式为主，注重资源再利用。

日本由于土地面积有限，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填埋处理所占比例很小。2016年日本采用焚烧方式进行垃圾处理的占比为80.20%。在垃圾焚烧处理中，焚烧炉排炉和流化床是最主要的焚烧处理方式。

此外，一些电子、电器类垃圾和大件垃圾，则会对有再利用价值的部分进行回收。据统计，日本每年废弃的家用电器重量达60万吨，回收利用率为50%至60%。

从法律制度来看，1970年日本通过了《废弃物处臵法》，其中详细规定了各类废弃物的分类处理办法，并对违反法律的后果进行了严格规定。

此后，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来促进垃圾回收再利用。为推动环保法律有效执行，日本警察、公益性环保组织会联合当地住民，对居民和企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劝导和纠正。

此外，日本还制定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要求企业必须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承担责任，这使企业在研发新产品时倾向于生产能循环或再使用的商品。从环保宣传教育来看，日本居民从小就接受环保教育和宣传，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

在日本，如果不按规定投放垃圾，不仅会受到政府人员的说服教育和周围舆论的压力，严重时还可能受到刑事惩罚。

生活垃圾分五类，自主分类投放。德国一般将生活垃圾分为有机物类、包装袋类、纸类、玻璃等特殊垃圾类、其他生活垃圾等五种类别。

在德国，除特殊垃圾外，其他不同类别的垃圾使用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进行分类收集，而特殊垃圾则需要单独回收和处理，如装修材料、电池灯具之类的其他生活垃圾，则需要投放到指定处理地点，或支付一定费用，请垃圾处理公司上门回收。

在垃圾回收车辆来回收之前，德国居民需要将垃圾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庭院门口的各种颜色的垃圾桶中。这些垃圾桶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居民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容量的垃圾桶，容量越大，所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也就越高。

垃圾处理奖惩制度促进源头减量和资源回用。

德国对生活垃圾实行按户收取“垃圾处理费”制度，费用根据本市垃圾收运处理成本制定，并由垃圾管理部门按季度统一收取。同时，德国很多城市采取“按量收费和按类收费”制度。

此外，对于分类不合格的垃圾，垃圾清运车辆有权按照剩余混合垃圾收取处理费或不予收运。为强制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处罚规定，并设有“环境警察”。

同时，为促进塑料瓶回收利用，德国还推行了回收押金制度。

购买水或者饮料的同时，提前征收瓶子押金，喝完饮料并将塑料瓶丢进回收机器之后得到押金退还。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瓶罐类垃圾的回收，减少资源浪费。

推行垃圾“二元回收”系统，回收利用成为主要方式。

贯彻生产者责任制度，生产商和经销商必须对产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通过严格的预处理进行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循环和再利用，最终将剩余的无法被回收利用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绿点公司，针对包装垃圾建立了一个二元回收系统。在这个体系中，生产商和销售商付费给绿点公司，委托其代为收集包装垃圾，绿点公司利用企业交纳的费用负责收集包装垃圾，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利用。

这一方面使得生产商和销售商承担其产品包装回收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其生产运营成本。在垃圾“二元回收”系统的影响下，德国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2016年德国垃圾的回收率为48%，堆肥率为18%，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焚烧为德国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垃圾焚烧在德国垃圾处理中让占有很大比重，2016年德国垃圾处理采用焚烧的占比为31.70%。德国在进行垃圾焚烧处理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清洁环保和资源回收利用。

目前，在德国境内的垃圾焚烧设施中，用于回收垃圾中金属物质的电磁分离装臵已是标准组件，用于回收垃圾中的铝、铜和镀铬件等高价值非铁类金属的涡流分拣装臵也越来越多得以应用。

德国较为完善的垃圾管理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资源循环利用和垃圾集中分类管理，并由此实现垃圾源头减量，推动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有效进行。

垃圾自动收集系统明显提高垃圾处理效率。

垃圾自动收集系统采用真空垃圾收集技术，把地面垃圾箱与地下竖井和管道相连接，管道中根据垃圾收集的频度在不同时间开启这一系统，各种垃圾通过地下管网被输送到位于区域边缘的收集中心，然后经由卡车装卸垃圾集装箱，再运输到垃圾焚烧厂、填埋场或回收中心进一步处理。

与传统方式相比，垃圾自动收集系统的效率更高，且环保性也更好。

斯德哥尔摩市一座典型社区研究数据表明，此种垃圾收集方式的开车累计行驶距离减少93%，尾气累计排放降低96%，经过的十字路口累计数量减少92%，开车累计时间减少95%；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传统方式需用150个小时来收集的垃圾，垃圾自动收集系统仅需1.4小时，在垃圾投放的高峰时期这种优势更为显现。

沼气纯化技术促进了餐厨垃圾的资源转化和环境保护。在瑞典，新建小区厨房的水槽下均安装了餐厨垃圾粉碎机，被粉碎的厨余垃圾通过专用管道输送至地下收集箱，堆积到一定量后，垃圾运输车将其送至沼气厂。传统小区则有居民将厨余垃圾丢进对应的垃圾收集容器，然后由垃圾车运往沼气厂。

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2016年瑞典垃圾处理中采用焚烧方式的占比为51.20%。瑞典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垃圾焚烧后产生大量热能，通过连接着城市四通八达的供暖管道为城市居民供暖。

垃圾焚烧为瑞典人提供约20%的城市供暖，同时满足25万家庭用电之所需。截止2018年底，垃圾焚烧发电与供热是瑞典成本最低的能源利用方式，瑞典鼓励并继续增加垃圾发电容量，并不断关闭化石燃料发电厂，目前共有32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年可消纳市政垃圾217000吨，工业垃圾2497830吨，可满足该国2.45%的能源需求。

年发电23.5万MWh(大约由3/4被输入到公共电网，而其余1/4焚烧厂自用)，年供热达到120MWh，可以为6万个公寓提供辅助加热或热水供应，或为12万个公寓提供用电，产生并能够利用的能量相当于12万吨的石油或1.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2000年6月原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公布首批8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实施效果不理想。

随着国家对环保重视程度的提升和顶层设计的逐步完善，2017年3月自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来，生活垃圾分类推进速度加快，各省市陆续出台本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案；生活垃圾分类范围从部分重点城市试点向全部地级城市拓展。

2019年全国各地级城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编制完成分类实施方案；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35%以上，具体包括31个大陆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邯郸苏州铜陵等10个城市；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生活垃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居民生活垃圾、集市贸易与商业垃圾、公共场所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及企事业单位垃圾等。

我国要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就必须面对混合收集、可回收物质的含量和热值低，垃圾含水率和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含量高的生活垃圾。针对这些问题，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就显得迫切重要了。

生活垃圾处理的流程根据垃圾的流向来看，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和处臵四个环节。我国现阶段生活垃圾处臵的手段主要是堆肥、焚烧和卫生填埋。

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要从战略化的高度进行考虑和实施。按照回收，拆解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处臵这三大系统来建立社会化的废物回收利用产业体系。在实际应用中，“3R原则”是指导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链高效运作的核心原则，作用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7年，全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20194.4万吨，处臵量20084.3万吨，处臵率达99.5%。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产生量为901.8万吨，其次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产生量分别为899.5万吨、737.7万吨、604.0万吨和541.3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5685.8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8.2%。

近年来，国家加强对生活垃圾的清运力度。到2017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了2.15亿吨，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5.39%。据我们测算，2020年全国生活垃圾的清运量将达到为2.55亿吨。

截止到2017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达到97.74%，其中卫生填埋占据大头。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卫生填埋方式需占用大量宝贵土地资源、易造成二次污染的缺点也较为突出，垃圾焚烧相比填埋，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方面具备优势，将是我国大中城市未来生活垃圾处理的首选方式。

2007年-2017年，我国垃圾焚烧厂数量从66座上升到286座，处理能力达到29.8万吨/日，焚烧占垃圾处理比重从15%上涨到40.2%，年均提升2.48个百分点，2017年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规模和处理占比距离十三五规划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前端垃圾分类影响后端处理，期待分类标准统一和普及。各地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多样，有地区分为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有地区分为可回收、易腐、有害和其他垃圾，还有地区分为可回收、不可回收等。

而对于垃圾如何分类投放，民众没有形成认知体系。由于各地区垃圾分类工作、相关标准不统一，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受制约，无法规模化推行。现实的做法就是采用混装混收，所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效率不高加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成本较高，较低的利用率既不经济也无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占比最高，占生活垃圾总量比在40%~60%之间。地理条件、居民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燃料结构、季节等因素都将影响生活垃圾物理组成。

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生活垃圾中的包装废弃物、织物、纸类和塑料占比会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和天然气取代煤炭的政策，其它垃圾尤其是灰土砖石类的含量将进一步降低。

生活垃圾由“混装混运”向实行分流转变，逐步形成了四类垃圾分门别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网络体系。

流程更复杂，收运网络相当于增加四倍。同时，对于湿垃圾和有害垃圾，没有中间转运环节，直接从投放端到处理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垃圾分类向网络化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发展

整体思路：由于湿垃圾的量大，收运处理网络化由此带来的湿垃圾专用收运车等设备需求有望提升；其次，湿垃圾分离出来后的厨余垃圾末端处理需求亟待提升；再次，干湿垃圾分离后，垃圾水分减少，热值有望提升。从长期来看，垃圾焚烧企业发电效率会提升；最后，垃圾分类之后可回收垃圾量的提升，对于资源回收行业的发展有助力作用。

分类结果是干垃圾变少，湿垃圾的分类处理量、可回收物利用量增加。

根据《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总额为2518.4亿元，主要集中在新建处理设施、转运设施、餐厨处理设施、存量治理、分类设施、监管体系等6个大项。

虽然这四个国家在分类方式上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运用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去约束公民，强制分类。

而这也就意味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大力推行，势必会因需求增长而带动市场的扩大。这与《基于国际比较视角预判生活垃圾分类 》报告中所说的不谋而合，垃圾分类将为分类环卫装备及服务、湿垃圾处理、再生资源回收以及垃圾焚烧四个模块带来投资前景。在报告中，不仅给出了详细分析，还给出了规避风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