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城市垃圾之困  成垃圾围城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他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

垃圾围城

6月27日晚，林东吃过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写“臭气日志”。

“那股味又萦绕在周围了，关上门窗还是能隐隐闻到。”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篇了。前几天日志里记述的状况更让他心烦：“夜9点30分，晚班回来，在小区门口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垃圾腐臭味，不敢大口呼吸，这种味道让人特别难受。”

他不知道这篇《臭气日志》何时才能“杀青”。从去年开始，“臭气日志”正式诞生。这个日志注定没有太多读者，但它的背后是诸多同样饱受恶臭之苦的小区居民。

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炎热，这股腐臭味也越来越浓烈。

“垃圾堆积在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清理。垃圾堆上都长出草来了，成了垃圾山。”林东在日志中写道。

这条位于杭州盛世嘉园和怡景花城两个楼盘间的小坡如今已被各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占去了三分之一，形成的垃圾堆有若干米长，半米多高，大部分都是编织袋、渣土等建筑垃圾，上面还有几个破碎的大缸。

林东说这些渣土都是周围装修的人家趁晚上倒到这里来的，有时候被碰上，居民上前制止，但倾倒垃圾的人大都不予理睬，仍然到这里来倒垃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大垃圾堆。

更有甚者，不少居民看这里有个小土堆，往往顺手就将垃圾一扔，垃圾里的脏水流到地上，不仅臭气熏天，还招来了很多苍蝇蚊子。

如今，最让业主们感到无奈的是，由于反映未果，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多久。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

“北京每年的垃圾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今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

而在北京，“垃圾围城”早已不是第一次。

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为此，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二十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宁夏银川曾有“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称，然而，在城市垃圾处理上，由于场地、技术等问题，却出现了城内干干净净，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现象……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

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的热门话题。而热议的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这些城市也仅仅是全国的缩影。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垃圾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

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后者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

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在上海，两座垃圾焚烧电厂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2005年，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其中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而这种直接堆放的简易处理方式，不仅使得堆放区域气味难闻，垃圾渗漏液流入周围水体和土壤后，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威胁。

面对逼近的城市垃圾危机，国内环保权威、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垃圾处理不好，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2007年，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人类放弃城市的栖息地？答案难以给出，事实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垃圾围城”正愈演愈烈。

令市长们头疼的高昂“学费”

“城市垃圾也称城市固体废弃物。它是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丢弃的家庭生活垃圾(包括有机、无机和危险品如干电池、荧光灯管等)与人们吃喝有关的厨房有机垃圾及公共场所垃圾、环卫部门道路清扫物(绿色植物残骸如草坪除草、树木剪枝、落叶、纸品、塑料制品和尘土等)及部分建筑垃圾的总称。”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

在他看来，垃圾以及垃圾处理可以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

史料记载，早在“半坡遗址”就发现了专门消纳垃圾的坑。到了汉代，还有了城市垃圾清扫、清运的专业工人。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垃圾处理却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统计显示，1999年中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产生1.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

1998年，全国共有69.63万名专业城市环卫职工，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不少城市开始推行分类、收费等新措施。但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流于形式，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

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然而，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虚设。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的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

而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垃圾的“代价”颇大。

调查显示，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则更为高昂。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而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而由于环境意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投入、技术装备、设施配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陈旧落后的方式，即人们所称的“搬家式”垃圾转移。

这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厂，有些城市还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和设备，但就总体而言，垃圾处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也对一些城市的环境安全构成隐患。

北京市地勘局地调研究院公布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选址地质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平原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近500处。其中正在运营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场及转运站共有360多处，占正在运营的垃圾处理场地总数的95%。

一面是城市化进程，一面是生活垃圾“围城”的困境，双重压力之下，该如何突围？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垃圾处理列为政府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之一。于是，在追求城市化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寻找破解“垃圾围城”窘境的途径。

非正规军的参与力量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来到北京。他们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

“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想。

不久，杜、许二人就被通知获准去捡垃圾。立即，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进了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但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并且，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个“舵”，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在垃圾专家王维平看来，现阶段城市垃圾包括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政府组织的“正规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过程。第二部类为“拾荒大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资源的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及再生品市场等。两大部类均包含较大规模的工程、技术、设备和劳动市场。

从垃圾总量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上升；从垃圾成份分析，垃圾成份中资源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为第二部类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也增加了第一部类的压力。

但两者都毫无例外地说明，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国内环保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他以纸张举例。“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90%以上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放和填埋，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在250亿元至300亿元人民币，如果采用分类收集处理，实现垃圾资源化，每年可以创造的产值至少在2500亿元以上。

然而，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整个产业化链条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总规模控制于一体的科学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了兼顾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利益，西方不少国家政府开始对垃圾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相关产业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形成了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称之为三R产业，即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但在国内，这方面还基本属于空白。

尽管，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 ——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

解救之道

如今，面对如何拆除围城垃圾这枚巨型“炸弹”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答案又从填埋变成了焚烧。放眼全国，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年逾花甲的环保权威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而且累积效应是十分可怕的。”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其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他认为，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据了解，当前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而中国城市垃圾处理70%以上都采用比较简陋的填埋方法，高温堆肥和焚烧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垃圾治理问题，北京市政协常委李少华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快城市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的建议案。

他在议案中写道：垃圾处理的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并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确定专业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协调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通盘考虑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和措施，注意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独家包办。”

此外，他还多次建议垃圾处理走向市场。这与全国政协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谋而合。程青呼吁，要向社会开放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企业管理、政府监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竞争平台，将垃圾的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再生利用、产品经营等一体化，形成一个产业链，实现互动式发展。而在王维平看来，源头控制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

所谓“源头消减”，不仅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还包括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等。

王维平认为，目前国内垃圾的减量化已不是最大的问题，难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回收。比如，小小的一只废电池。人人都知道废电池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中国电池年产量180多亿只，回收率却不到2%，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开始注意对其分类单独回收，很多小朋友们也费很大劲将其收集起来。但回收结果却是，即使这些废旧电池在源头上分开了，也很少有企业愿意回收利用。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王维平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就会很危险。”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百家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这个理念不仅跟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

一位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而这恰恰又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